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晚明民变土地兼并的后果(新闻)

发布时间:2021-11-18 01:05:16 阅读: 来源:奶瓶厂家

土地兼并在明朝中后期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。皇室宗族凭借特权疯狂掠夺土地,以“皇庄”为名的占田不断扩大。年间,神宗的皇庄占田竟达二百一十四万亩。其子福王朱常洵封藩河南,一次便得赐田二百万亩,由于河南土地不足,又“并取山东、湖广田益之”①。受封湖广的潞王朱翊,其庄田亦有四百万亩。到明熹宗时,仅一次赐予惠王朱常润和桂王朱常瀛湖广田就多达三百万亩,而此时湖广土地已被兼并殆尽,只凑得六十万亩,于是熹宗便勒令向各州县百姓分摊租银,谓之“无地之租”。

皇室宗族强夺土地,官僚豪强更是巧取豪夺。天启七年(1627),大官僚魏良栋一次便得熹宗赏田四十万亩。而大宦官“魏忠贤一门,横赐尤甚”②,前后受赐田产竟逾百万亩。加之地方上豪强、庶族地主的抢掠霸占,百姓所有耕地少得可怜。山东地区“民产田土搜刮殆尽”③。四川成都地区州县土地,“为王府者十之七,军屯十二,民间仅什一而已”④。大量的土地集中在少数权贵、地主手中,而多数农民则因丧失土地而沦为无地可耕、甚至无家可归的流民和饥民,出现了“有田者十一,为人佃作者十九”⑤的严重社会问题。

土地兼并加剧,农民大量破产,亦使朝廷收入急剧减少。然而明朝统治的腐败,尤其是明帝的恣意挥霍,更加剧了朝廷财政的危机。为了解决入不敷出的财政危机,满足统治者穷奢极欲的需要,明朝政府极力将危机转嫁到百姓头上,变本加厉地盘剥和苛征。搜刮民脂民膏侵占了大量土地的权贵豪强们,凭借手中的权势,或享有免税的特权,或减免赋税,于是出现了“富者种无粮之地,贫弱者输无地之粮”⑥的情景,富户大家产无赋,身无徭,田无粮,屋无税。明初全国有税田八百五十万顷,到弘治年间仅存四百二十万顷,减少近一半。嘉靖初年,湖广地区的税田已由二百二十万顷减至二十三万顷,河南地区的税田也由一百四十四万顷减至四十一万顷,减少额竟占绝大比重。这些流失的税田多为官府侵占,或被豪强强夺。

自万历末年起,明廷岁收一千四百六十一万两,其中入内府供皇帝及宫廷开支的约六百万两,余下的才归户部作为朝廷的开支。其时官僚机构庞大,官吏剧增。而东北地区女真族再度兴起,于辽东建立后金政权,举兵反明,造成明朝严重的边患。战争频繁,军费开支迅速增加。为此明朝政权不断增加赋税,于正税之外,又有各种名目的“加派”,其中尤以辽饷、剿饷、练饷这三项加派最为扰民。

自神宗万历四十六年(1618)起,明廷借对后金作战之名,始征“辽饷”,每亩征银三厘五毫,两年后增至九厘。三年(1630),又于九厘之外再增收三厘。“剿饷”则是专为镇压农民起义而设,“练饷”则是专为训练军队而置。一年辽饷可达九百万两,剿饷三百三十万两,练饷七百三十万两,“三饷”之合,每年多达二千万两,超过正税一倍以上。

“三饷”之外,又巧立名目,加征商税、关税、盐税、矿税等,以至于“旧征未完,新饷已催;额内难缓,额外复急”⑦,“穷乡僻坞,米盐鸡豕,皆令输税”⑧,一时间,“三家之村,鸡犬悉尽;五都之市,丝粟皆空”⑨。在土地兼并和沉重的赋税压榨下,广大农民处境更加危难,只得铤而走险,奋起反抗,以求得一条生路。自万历初年起,各地相继爆发规模不等的反抗斗争。尽管这些反抗斗争先后遭受镇压,但斗争此起彼伏,持续不断。

天启七年(1627)三月,陕西澄城县知县张斗耀于青黄不接之际向百姓催逼租税。以白水农民王二为首的数百农民冲入县城,处死张斗耀,开仓济饥,由此揭开了明末农民战争的序幕。此举立即得到广大的饥民、逃兵及驿卒的响应。崇祯元年(1628),陕西府谷县民王嘉胤率众起兵,与王二会合,众达五六千人。随后又有安塞高迎祥、宜川王左挂、延川王自用等人闻风而起。崇祯三年(1630),陕西米脂人张献忠亦于十八寨率众起义。米脂人、曾为驿卒的也因裁减驿卒俸禄,而率驿卒起义,投靠王左挂所部。王左挂兵败投降后,李自成率众转投张孟存的义军,张孟存牺牲后,他领部众冲出明军包围,继续与官军作战。

面对义军声势日益壮大的局面,明廷采取“恩威并济”、“招抚”为主的策略,企图分化瓦解义军。此时各路义军各自为战,也曾一度推举当时声势最强的王嘉胤为首领。王嘉胤遇害后,又推举王自用为首领。但实际上,各路义军仍不相统摄,力量分散。崇祯四年(1631),各路义军因陕西地区连年饥荒,而转移山西,王自用联合老回回马守应、罗汝才、闯王高迎祥、八大王张献忠、闯将李自成等路义军,组成三十二营,共有二十余万众,分三路活动在山西平阳、泽、潞、太原等地。

义军自陕西转战山西,明廷大为震惊。明帝朱由检一改“招抚”为主的策略,转为以“剿灭”为主,以为陕西巡抚,总督三边(延绥、甘肃、宁夏)军务,令其组织数十万官军围剿义军。分散作战的义军经过激烈战争,又转战河北。不久王自用阵亡,余部投奔李自成。此时,实力较强的高迎祥再与张献忠、李自成、马守应、罗汝才等首领联合,突破明军包围,南渡黄河。崇祯八年(1635),明廷令洪承畴领兵出陕西,另一位明将朱大典统军出山东,采取两面夹击的策略,妄图一举剪除农民义军。在十分危急的形势下,起义军十三家七十二营会于河南荥阳,商讨作战方案。荥阳大会上,作为闯王高迎祥部将的李自成提出联合作战,分兵迎击的策略,为众将领所采纳,遂分十三家七十二营兵力为东、南、西、北四路,另有一路作为策应,主办突击明军兵力最为薄弱的东路。会后,高迎祥、李自成、张献忠等领东路军突破官军的包围,由河南转入安徽。仅十余天,兵至凤阳城下,一举全歼凤阳守军六千余人,留守朱国相兵败自杀。义军在此焚毁的祖坟——皇陵,又镇压了百余名抗拒的官吏、诸生及太监。张献忠且于城上竖起“古元真龙皇帝”的大旗。义军于凤阳的举动令崇祯皇帝如丧考妣,痛哭流涕。他一面下诏“罪己”,一面又慌忙调遣兵力,任命湖广巡抚卢象升为总理河北、河南、山东、四川、湖广等五省军务,与洪承畴分兵镇压义军,“承畴剿西北,象升剿东南”⑩,对义军展开一系列的攻势。

高迎祥于凤阳大捷后,又率兵入河南,继而转入陕西。卢象升紧追不舍,双方大战于朱龙桥,高迎祥部失利,随后又一再受挫,被迫率部向汉中地区突围,最后高迎祥不幸被俘遇害。其余部在继为闯王的李自成率领下,继续与官军抗争。张献忠则率部南进,攻陷庐州、麻城,使明廷的镇压遭受挫败。

崇祯见此情景,顾不得对付东北地区的满洲反明斗争,将主力从辽东调往义军活动地区。崇祯十年(1637)三月,兵部尚书杨嗣昌上翦灭义军的四正、六隅、十面网之策,明廷随即增兵十二万,增饷二十八万两,出动十省官军,扬言于三个月内彻底消灭义军,使义军再度处于危急的形势之中。而此时的各路义军仍分散流动作战,既无根据地又无明确的纲领口号,因而相继失利。十一年十月,李自成于潼关战败,与刘宗敏等十八人杀出重围,进入商洛山。张献忠亦于湖北受挫后伪降。其他义军或败或降,起义斗争陷入困境。

崇祯十一年(1638)冬,清军大举入关,以凌厉的攻势横扫山东、河北等地。明廷为抵御清军的进攻,不得不从镇压义军的前线抽调官军,急驰北上抗清。此时适逢山东、河北、河南、山西等地旱灾严重,蝗虫肆虐,饿殍遍野。这一形势对陷入低潮的起义斗争提供了极为有利的转机。十二年(1639)五月,张献忠于谷城再起,由湖北转入四川,连克官军,扭转被动的战局。李自成闻讯,立即出商洛山,招集旧部,重整旗鼓,转战于陕南地区。十三年(1640)九月,李自成突破杨嗣昌官军的包围,于冬天进入河南。受大旱之灾的河南形势对义军十分有利,数万饥民争相投奔李自成所部,牛金星、李岩、宋献策等文士也先后加入义军队伍,义军声势迅速壮大。

起义军针对土地兼并和赋税繁重的弊政,鲜明地提出“均田免粮”的纲领口号,且将缴获官府、地主的财物赈济给饥民。这一举动立刻受到广大贫苦农民的拥护和欢迎,“均田免粮”的口号更是深得民心。在此基础上,起义军又制定了“平买平卖”、“公平交易”的政策,得到市民们的普遍欢迎。越来越多的百姓加入义军,起义军队伍迅速扩大到五十万人之多,实力迅速壮大。

崇祯十四年(1641)正月,明将杨嗣昌率领官军主力入川,追剿张献忠。趁中原地区空虚之际,李自成毅然率军攻入洛阳,处死了广占良田、侵夺民财的福王朱常洵。朱常洵及一批官吏被处决,令洛阳城内外的百姓拍手称快。攻占洛阳后,李自成继续转攻开封府,由于拒守开封的周王朱恭枵有所准备,义军未能攻下,然而在河南全歼了增援的官军。

二月,张献忠也率部复入湖广,一举攻陷襄阳,处死襄阳王朱翊铭。杨嗣昌见非但未能剿灭义军,反而义军连克重镇,处决皇亲贵戚,遂畏罪自杀。崇祯改以陕西总督丁启睿代替杨嗣昌,又令兵部尚书傅宗龙与保定总督杨文岳合兵攻李自成,却遭李自成所部全歼。

张献忠占据襄阳后,骄傲自满,罗汝才等义军将领与之不和,率部北投李自成,于是李自成的势力又得壮大。年底,李自成再度挥师攻开封,但因他于阵前中箭伤眼,被迫放弃攻城。崇祯十五年四月,义军第三次围攻开封,采取围而不打的策略,于开封附近的朱仙镇大败官军援兵主力。在随后与前来镇压的官军交战中,李自成的义军又连连取胜,彻底扭转战场上的被动局面。年底,李自成挥师南下,进攻湖北重镇襄阳。在攻占襄阳后,义军连续作战,迅速占据数十个州县,控制了澧州、常德以北,麻城、黄州以西,光化、均州以东的广大地区。而张献忠也率部转战于两湖及四川地区。两支主力义军南北呼应,使明朝的武力镇压政策几近破产,明朝的统治已是摇摇欲坠。

崇祯十六年(1643)正月,义军各部推举李自成为盟主,号“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”,罗汝才为“代天抚民威德大将军”。五月,义军改襄阳为襄京,李自成称为“新顺王”,修宫室,设置文武官吏,建立“大顺”政权。同月,张献忠率部在攻占汉阳、武昌后,自称“大西王”,改武昌为天授府,建立政权,之后又经湘赣,进入四川,于十七年十一月称帝,国号“大西”,建元“大顺”,且以成都为西京。

李自成建立大顺政权后,九月率军北伐;十月,破潼关,占据西安;十七年正月,定西安为西京,建国号“大顺”,改元“永昌”,以牛金星为丞相,并在西安地区镇压地主豪强,抚慰流亡,募民垦田,流通商贾,铸造“大顺”钱币,制定“五年免征”、“追赃助饷”等政策。二月,李自成亲统大军进击北京,一举攻占太原,发布讨明檄文,历数明朝统治者的罪状,提出“不杀人、不爱财、不奸淫、不掠抢、平买平卖”的纲纪,再次重申“贵贱均田”的政策,受到了农民普遍的支持和拥护。

之后,李自成、刘宗敏等将领率大顺军主力经忻州、代州、大同、宣化,走居庸关,向北京进发。另分一路由左营制将军刘芳亮率领,东渡黄河,经河南、河北,北进北京。面对大顺军的迅猛攻势,崇祯皇帝慌忙下诏“罪己”,既而又向“大顺”政权提出“割地求和”的请求,但遭到断然拒绝。

三月十七日,大顺军包围北京城,城外官军三大营不战而降。十八日,攻破北京城。崇祯帝企图外逃,但已为时太晚。他急召文武百官,却无一人应召入宫,绝望之中,崇祯帝登煤山(今北京景山公园内)自尽,明朝灭亡。

注释

①吴传业:《绥寇纪略》卷八。

②《明史》卷七七《食货志》。

③《明世宗实录》卷一三○。

④《明神宗实录》卷四二一。

⑤顾炎武:《日知录》卷一○。

⑥《皇明经世文编》卷三五九。

⑦郑廉:《豫变纪略》卷一。

⑧《明史·食货志》。

⑨《明史·王宗沐传》附《王世昌传》。

⑩《明大司马卢公奏议》卷三《辞总理五省军务疏》。

查继佐:《罪惟录·李自成传》卷三一。

《明季北略》卷二○。

赵士锦:《甲申纪事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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